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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有感
梁泽洪校长工作室     2015年3月5日

姜绍辉

    寒假读英国人冯客所著的《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的一本。关于海外汉学,看着封面上作者名字前加括弧的书,总觉得高人一等。学术背景的不同和价值立场的歧异,使得海外汉学的很多观点显得有出新出奇之处。毕竟,当时我们读这些海外汉学的著作,主要还是在于一种“视界的交融”,想加深对另一种话语形式的了解。

    该书的理论起点,其实就是一种逆向的思维,即理论模式的泛化。冯客在前言中说,种族偏见常常被用来指责白人,这种狭隘视界可以部分地归因于后殖民时代西方社会的罪恶感和仍占优势的西方中心的情感。但是,非西方社会也有种族偏见。在中国,种族学说出现在19世纪末。全书的立论就此展开。关于近代中国的种族观念这个题目,无疑是有意义的,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道路,无不是“救亡图存”的民族挣扎、奋斗之道。但是,这种选择论题的方式本身,就有一种取巧的嫌疑。除了做近代中国的种族观念外,还可以做近代日本的种族观念,近代土耳其的种族观念,近代印度的种族观念,像病毒一样复制几十个版本。而且整个论述模式都可以按照同样的架构,传统社会的种族观念、近代西方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下的影响、在不同阶层的影响等等,只要填充进不同的历史资料就就成一部另外的著作了。这就像女人嫁人,一是要是男人,这是嫁人具有可行性的理论框架和前提;二是要有车有房有钱,这是嫁人得以成立的物质基础,即翔实的历史资料。有了这两样,写什么东西嫁什么人全看自己的兴趣了,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但是,这样选择论题很容易沦为一种单纯的技术操作,论题的意义空间就狭窄得多了。

    第二也是技术操作的问题。作者把中国历来的种族观念分为六章,分别是作为文化的种族(传统社会);作为类型的种族(1793-1895即清中后期国门初开阶段);作为宗族的种族(1895-1903即维新派的种族观念);作为民族的种族(1903-1915即革命派的种族观念);作为种类的种族(1915-1949即民国知识共同体的种族研究);作为种子的种族(1915-1949即民国优生学)。这种历史分期是恰当的。但是这些章节的题目有些仍然很难让人理解。作为文化的种族还比较容易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以礼仪制度作为夷夏之辨的标准;作为类型的种族,读了该部分才明白是作者为了与后来受进化论影响的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学说相区别才称此前的学说为“作为类型的种族”,但是问题是在传统社会不同样也有通过外观等类型化特征划分野蛮人的吗?还有,维新派的观念为什么叫做“作为宗族的种族”?作者的意思似乎是梁启超等人的种族战争思想建立在宗族械斗认识的基础上,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黄种人与白种人是什么宗族之争。作者在这里似乎更多的是想与革命派的汉族民族主义区别开来,才给起了这么个题目。所以觉得作者够累的,为了保持体例的严整性,费尽了心思,但是多少丧失了一些论述的严密性。

    第三就是视野及论述的狭窄化问题。一是关于近代日本种族观念对中国的影响。要讨论近代中国种种观念、制度的产生,脱离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思想文化政治变革,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原想了解一下日本种族观念对中国的影响,但是该书把目光锁定在中国的种族观念上,对日本的种族观念却是语焉不详,只是简单说了一下维新派和革命派所受到的影响,包括“民族主义”的概念。二是更为根本的,作者对中国的种族偏见、歧视等观念浓墨重彩,却对传统中国理想化的文化普济主义一笔带过,对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政府“五族共和”的宣告视而不见,而且将在游牧民族侵略所激发的民族主义称之为“充满仇恨”。作者不无强辩的指出,无论是文化普济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外国人都受到蔑视,以其劣等性深入人心”。这显然是作者的观点先验地决定的。难道华夏文化这个东亚大陆最发达最繁荣的文明只有接受、礼赞游牧者的落后文明才不是种族偏见吗?难道对敌人的侵略充满热情才不是种族偏见吗?

    但是,该书除了这些框架上的问题,在资料和论述上还是有很多精彩之处,可取之处的。有一些历史事实,让人很感兴趣。比如一些中国现代学者对纳粹人种改良方法的羡慕和借鉴,卫聚贤宣称,每一个国家应该建立优生实验室,在医生的控制下配种生育,出色的婴儿被称为模范人,未受控制的则被称为淘汰人。若模范人达不到总人口的2/3,则淘汰人将被禁止繁殖。读到这里的时候,象看美国好莱坞的科幻电影。还有康南海康圣人的浪漫想象:政府应该设立幸福旅馆,设置在一个可人的环境里,让年轻人在那里会面。当然了,有残疾、精神疾病和精神缺陷的人将被绝育。借全球十大变态电影之一的片名来说,这就是《残酷的浪漫》。或许什么时候应该读一下康有为的《大同书》,看看他是怎么高举维新变法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大同社会而奋斗的。该书的资料是丰厚的,作者理论的敏锐性也不弱。这一点倒不在关于种族的夹缠不清的辨析上,而在于对新文化运动时期西化主义的较为负面的评价:即两极分化、投映和片断性。所谓“两极分化”,意谓西方被迫与儒学对立,中国与西方的一致性被屏弃,连续性被抹杀,类似性被否决。人类的共同因素常常被忽视,而人类经验的分歧则被强行导入对立的方向。所谓“投映”,则是本土的思想被投影到西方思想上,“西方思想”的中国观念被树为一种图腾,它包含所有失落的理想,它结合未来的幻想,它成为希望的仪式化表达。它是一种外在的权威,而与真正的西方思想的关系是间接的、隐晦的、有时甚至是微乎其微的。所谓“片断性”,就在于中国人的思想习惯经常只在最细碎的形式下迎合西方思想,通过断章取义,后者被简化和扭曲。作者指出:新文化运动不只是一个文化重建的时期,它还是一个满足人类愈加迫切的需求真理的需要的时期。共和后的中国是确定性的孤儿:在一个焦虑的时代,人们为生活寻找意义。这段论述,非常之精彩,简直是打击西方思想盗版委员会办公室的专业工作人员,而且对盗版产生的社会环境与时代思潮有深刻的体认。其实,现代中国关于历史与文化的很多谬误和偏见,也都在这个时候播下了种子,并且,终于在之后将近100年的时间内,收获了无数个思想跳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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